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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關懷煤炭工業的發展

來源:人民網 2019/3/7 3:12:37  作者:鐘子云 編輯:M  
[導讀]:周總理對煤礦工人無微不至地關懷,無論是對煤礦的工資政策方面的重大問題,或是對煤礦工人的食糧、醫療、健康療養等具體問題,都是親自過問,加以妥善解決。


1958年9月,周恩來和開灤煤礦工人在一起。

  1955年,我調煤炭工業部工作以后的較長時間內,由于工作的關系,能夠經常和周恩來總理接觸,聆聽他的教誨。在長期和周總理的接觸中,我深深感到,周總理從事各項工作和處理任何事情,最基本的指導思想是實事求是。

  周總理非常關懷煤炭工業的生產建設和廣大煤礦干部、職工的身心健康,給予了許多重要指示和親切教誨,解決了很多重要的方針政策和實際問題,至今想起來仍感到非常親切。

  實事求是的楷模

  周總理無論是制定煤炭工業的重大方針、政策,還是處理具體問題,實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風體現得特別突出。我在煤炭工業部分工主管基本建設工作。在“大躍進”期間,許多同志只憑革命熱情和盲目的樂觀情緒辦事,使國民經濟遭受巨大損失。煤炭工業也和其他行業一樣,到處刮起浮夸風和高指標。那時要大辦鋼鐵,就必須大辦煤礦。

  各省、市領導對大辦煤礦都很重視,這是好的現象。但是辦煤礦首先要有比較可靠的地質資源,一些煤田地質工作者和煤炭基本建設部門,按照領導意圖,采用主觀臆測的辦法,不可靠的地質資料和群眾的反映,謊報某某地區有煤炭資源,可以開礦建井,并要求列入國家計劃。

  而我們一些專業領導部門,明知這些地區沒有可供開采的煤炭資源(有的地方只有少量或極薄的煤層資源),毫無開采價值,卻不敢直言,在當時那種高壓浪潮下違心地列入了國家計劃。

  1959年春,我帶著幾個專業人員,去浙江檢查工作,發現當年所列的煤炭工業開發的幾個主要項目中,除了個別項目(如長興煤礦)可考慮列入國家計劃外,其他均不具備列入國家計劃的條件。主要是有的煤層太薄,無法開采,有的地質資料根本就不可靠。

  所以當即通知浙江省煤炭工業管理部門不能將這些項目列入國家計劃。省委領導同志知道后,對我很有意見,說浙江缺煤,我卻不支持他們大辦煤礦。毛主席去浙江,他們把意見又反映給毛主席。毛主席回北京后,就要周總理查問此事。周總理對我說,浙江嚴重缺煤,你為什么不讓他們大辦煤礦?我就把在浙江所了解的情況和我處理這個問題的過程,如實地向周總理做了匯報。

  因為那些地區沒有煤炭資源,無法開礦,所以對他們的那些項目必須撤銷。最后周總理點了點頭,再沒有說別的。以后毛主席和浙江省的領導同志也再未追問此事。這說明周總理處理問題是嚴格按實際情況辦事的。雖然是毛主席追問,省里有意見,也要按客觀實際辦事。

  “大躍進”是毛主席發動的,周總理雖然也參加了運動的領導,但他是比較心中有數的。他一面工作,一面進行調查研究,認真聽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不斷總結經驗。

  當時,很多同志也知道那些高指標,放“衛星”不可靠,但是不敢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如實反映真實情況。周總理對那些浮夸報告雖不相信,卻難于得到可靠的實際材料,于是他就利用各種機會,找一些能向他說真話的同志進行個別詢問,了解各部門和各行業的實際情況,做到心中有數,以便利用各種機會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如實反映。

  1959年年初的一天晚上,周總理把我找去問了煤炭生產的實際情況。我回答說,下邊報來的許多生產數字不大可靠,許多單位所放的“衛星”,幾乎都是夸大的。如撫順礦務局西露天礦,雖然某月某日日產煤炭數萬噸,但其中不僅混進了大量的矸石,而且沒過多長時間,就無煤可采了。

  象這樣的例子,絕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帶有普遍性的。煤炭系統的同志不敢向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領導同志反映,怕說是向群眾的生產熱情潑冷水,或被說成是反對“大躍進”。

  只是在周總理向我詢問情況時,我才能如實地向他反映這些問題。類似這樣的談話,在1959年北戴河計劃會議上,我也向周總理講過,使他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問題時心中有數,周總理總是平心靜氣地聽取我的意見,細心地、周密地進行調查研究,取得真實材料。

  關懷煤炭工業的發展

  三年“大躍進”,煤炭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一樣遭受了嚴重的破壞,煤炭產量大幅度下降,由“大躍進”前的日產60—70萬噸,下降到日產40—50萬噸,給工業交通運輸和人民生活用煤帶來很大困難。1960年8月,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當時煤炭工業在執行這一方針中遇到的一個最大困難是原材料供應嚴重不足。煤炭部把這一情況報告總理后,周總理很快召集計委、經委、建委、冶金、石油、水電、機械、鐵道、林業、商業等部委和物資局的領導同志開會,向大家提出要求,請大家為迅速恢復和提高煤炭生產竭誠相助。除國務院綜合部門盡一切努力,給煤炭生產建設急需的鋼鐵、木材、水泥、機械等重要設備器材外,其他各專業部門都要打開倉庫,將暫時不用或多余的物資拿出來,支援煤炭工業,叫做“開倉保煤”。

  周總理除親自召集會議、研究部署和進行檢查外,還指定經委、計委、煤炭部和有關部委領導同志參加組成10人保煤領導小組,由谷牧同志主持。領導小組幾乎每天召開一次會議,由煤炭部匯報生產情況,并提出在一定時期內所需的物資計劃,由有關部門組織供應。領導小組每次開會,總理的秘書顧明同志都去參加,以便及時向總理匯報情況。領導小組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總理匯報。凡是總理交辦處理的問題,辦理的結果,必須向總理匯報清楚,他才放心。總理從來不說空話,說了就辦,辦就辦徹底。這是總理一貫的思想作風。經過三年的調整,煤炭生產恢復到了“大躍進”前的水平。

  在“大躍進”過程中,成立人民公社實行“一大二公”,在一些礦區,如黑龍江的鶴崗和雞西礦區,也組織了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把礦務局撤銷,變成人民公社的一個生產部,取消了礦務局對礦山的生產管理和行政領導工作,從而導致煤礦生產管理陷于無政府狀態,使這些礦區的調整和恢復生產發生了極大困難。

  1961年,我去鶴崗礦區檢查工作,遇到了這一問題。煤礦的同志對此反映很強烈。回京后,向周總理匯報了煤礦同志們的意見和要求,并談了我個人對此問題的看法和處理意見。總理聽了以后,當時沒有做出決定,而是反復與省委主要領導同志商量。在周總理的親切關懷和熱心幫助下,妥善解決了這一問題,改變了公社的組織,恢復了礦務局的機構設置,加強了煤礦生產建設的領導。

  “大躍進”,不僅使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也給社會秩序帶來不少問題。經過貫徹執行調整方針,煤炭生產雖然有所回升,但一些礦區的社會秩序還比較混亂,企業內的偷盜現象比較嚴重。1962年3、4月間,我去遼寧阜新礦區檢查工作,發現阜新礦務局各礦電訊器材丟失和破壞的情況極為嚴重。行政管理部門和保衛部門對此束手無策,歪風無法制止。

  我發現發生這一問題的原因,除了“大躍進”后,群眾在生活方面存在困難,行政管理工作缺乏切實有效的措施外,主要是由于廢品收購站大量收購廢銅造成的。查明原因后,我即向周總理寫了報告,提出了處理意見。周總理閱后,親自召集公安、商業、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和煤炭部的負責同志,研究了幾條根本措施和具體辦法,并決定由這幾個部門聯合組織工作組,去阜新礦區進行檢查處理。

  工作組經過幾個月的工作,查清了事實,處分了一些收購站的領導干部,逮捕和判處了幾個嚴重的偷盜分子,明確規定了收購站收購廢品的范圍和任務,并由市公安保衛部門進行日常監督,使礦區的社會秩序很快有了好轉。

  周總理在百忙中,還親自到一些煤礦進行視察。1959年6月,周總理到河北井險礦區視察,針對煤礦生產的實際情況和開始出現的一些問題,作了重要指示。

  總理說:“生產準備落后于回采,這是生產上的一個矛盾,要積極努力去解決它,不僅今年把生產搞好,而且明年要搞得更好,這就必須加強生產準備工作。煤炭部規定,要達到6個月的獲得煤量。你們要在9月份達到這個水平。但是要努力,如果9月份達不到,10月份要達到。”總理還說:“不僅產量要好,而且安全要好,要安全第一,質量第一,安全不好,質量不好,數量也得不到。要在保證安全,保證質量的基礎上實現任務。你們發生事故多的原因,突出的是生產上破了規章制度,新工人技術不熟練,機械檢修不好。規程破了要恢復,要恢復必要的、可靠的、行之有效的技術規程,要在恢復后改進。要當機立斷。”周總理的指示,對整個煤炭工業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煤礦工人的貼心人

  周總理對煤礦工人無微不至地關懷,無論是對煤礦的工資政策方面的重大問題,或是對煤礦工人的食糧、醫療、健康療養等具體問題,都是親自過問,加以妥善解決。

  早在1956年進行工資改革時,在周總理的關懷下,就將煤礦工人的工資標準定在各行業的第一位。在定井下工人工資級別時,煤炭部意見,工人下井,即執行三級工人的工資標準。與勞動部商量,有的部門和地方有意見,認為太高了。總理組織大家研究,并說井下工人工作艱苦,在試用期間,采掘工下井按照三級工人的工資標準執行,井下輔助工按照二級工人的工資標準執行,試用期滿后需要提升等級的,按照升級處理。這些規定一直執行到現在。

  工人經過較長時期的勞動,隨著年齡的增長,由于年老體弱,不能從事井下笨重勞動,要調做其他輕體力勞動。調做輕工作后,其工資處理是一項重大的政策問題。周總理對此十分關懷,親自過問,批發有關的文件。

  1957年3月,周總理以國務院總周字第82號文批復了煤炭工業部(57)煤勞組鐘字第195號文《關于年老、體弱職工調作輕工作后工資處理暫行辦法》。辦法規定,本企業工齡滿5年不滿10年者,自降低工資之月起,逐月發給本人調動前后計時標準工資差額的40%的生活補貼,滿10年不滿15年者,發給50%,滿15年以上者,發給60%。對企業有特殊貢獻的職工,因年老體弱調作輕工作后,經地區管理局批準,其生活補貼可以根據職工本人具體情況,酌予提高。

  井下工人,由于從事矽塵作業,受矽生危害,可能染上矽肺病。周總理在1963年2月,以國務院國經周字第100號文親自批轉了勞動部、衛生部、全總、冶金部、煤炭部關于防止矽塵危害工作會議的報告。批復指出:切實做好防止矽塵危害工作,是勞動保護的一項重要措施,各部門、各地方應當督促和協助所有有矽塵的企業認真總結經驗,采取措施,解決我國工業企業中的矽塵危害問題。

  關于防塵措施所需經費,除了當年國家撥出1300萬元專款以外,今后包括在國家分配給各部、各省、市、自治區的基本建設投資和“四項費用”以內。報告對矽肺病工人的生活待遇,也作了明確規定。即對于調做輕便工作的,不降低他們原來的標準工資。對于脫產休養的,在一年內由企業行政按原標準工資發給,一年后按原標準工資的90%發給生活補助費。原來享受保健待遇的矽肺病人,如果另行分配了其他工作,仍應享受保健待遇。

  60年代初,衛生部門曾考慮將礦區醫院和煤礦工人療養院劃歸地方統一管理。周總理為了使礦工的醫療得到保障,決定原有的領導制度不變,仍由煤炭部門管理。

  由于在“大躍進”期間農業生產遭受嚴重破壞,糧食減產,煤礦工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響。井下工人糧食定量由原來的每月60斤,降低到45斤,而且大部分是粗糧,其他副食品,如內、酒、糖等,供應也很少。工人的體力大大下降,難以從事繁重的勞動,嚴重影響煤炭生產。

  煤炭部將這些情況報告給周總理,總理多次召集國務院有關部委的主要領導同志開會,反復進行研究,得到了解決。井下工人的糧食定量恢復到每月60斤,而且細糧、粗糧進行適當搭配,便于工人下井帶干糧,其他白酒、糖等井下工人生活必需品也得到適當解決。周總理說,為井下工人去寒,需要供應酒,并問清釀造1斤酒需要多少糧食,按供應酒的定量撥了糧食。

  周總理先后批發的這些文件和作出的這些決定,在煤炭工業廣大干部和群眾中,深得人心,影響很大,體現了總理對煤礦工人的無比關懷。

  關心愛護干部

  在“大躍進”高潮期間,許多同志感到有些做法有問題,但不敢公開提出不同意見,只是在背后議論。1962年七千人大會后,允許大家提意見、談看法了,不少同志對煤炭部的領導提出許多批評,甚至有許多不滿的言論和埋怨情緒。在煤炭系統內部領導之間,領導與被領導之間,也有了分歧意見,總理為了維護煤炭工業部領導之間的團結,主動承擔責任。

  他在1963年煤炭工業干部會議上十分嚴肅地說,煤炭工業出現的問題,要說責任,我也有責任。他勉勵大家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出發,同心同德,團結一致,為戰勝困難,為盡快恢復和發展煤炭生產,保證國民經濟的需要,竭盡全力。

  煤炭部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是重災戶之一。部長張霖之被迫害致死,兩個副部長被逮捕入獄達5年半之久。其他副部長,也都被批斗,蹲“牛棚”。張霖之同志于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

  周總理知道后,心里很難過,對煤炭部和礦院“造反派”頭頭多次進行嚴厲批評。周總理說:“張霖之同志是個好同志”。“現在我很難過,張霖之還有他的長處”,“對于干部的斗爭,不能這樣子干,一斗十幾天、幾十天不放出來,那怎么行……我們不安,幾十年的戰友嘛”!“他是一個中央委員,他死后也不向我報告,“使我無法向中央交代。”周總理的講話實際上也是對林彪、江青、陳伯達一伙迫害老干部罪行的嚴厲譴責。

  張霖之同志去世后,斗爭的矛頭就主要指向我了。1967年2月間,由于“文革”運動的破壞,全國煤炭日產量由70多萬噸下降到20多萬噸。當時正值嚴冬季節,也給人民生活帶來極大困難。周總理和富春同志通知戚本高轉告煤炭部機關業學院的“造反派”,將關押在礦業學院的我和另外部長放回來,并讓我回煤炭部抓生產。

  我回來后,周總理即召集煤炭部機關“造反派”頭頭們開會,告訴他們讓我國煤炭部抓生產,并讓我負責恢復煤炭部黨委的工作。同時告訴他們不要任意揪斗我。周總理雖然向他們做了明確的交代,但他仍不放心,讓我住在國務院招待所。我到招待所時,那里已住有二三十位國務院各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其中有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李人俊、段君毅、劉瀾波、錢正英、呂東等同志,實際上周總理是有意地把這些同志保護起來。

  后來我回到煤炭部雖然也恢復了部黨委的工作,也抓了幾天生產。但由于反“二月逆流”,部黨委只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就又被沖垮了。總理讓我回部抓生產的決定未能實現。從4月到12月,對我召開的大小斗爭會不下100余次。最后說我是叛徒、特務。把我關在地下室里半個多月,每晝夜批斗兩、三次,并于12月14日,經謝富治簽署將我逮捕,關押長達5年半。

  1973年4月,才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將我釋放,等待處理。在前3年獄中關押期間,對在押人員的迫害是極其殘酷的,當時每日早餐只給一小碗玉米面稀粥,一個小窩頭,一點咸菜,中晚兩餐每次兩個小窩頭(或一碗高粱米飯),一茶缸開水,半小碗連泥帶菜的菜湯,每周一次細糧。三年中,天天如此。這點食物,只能維持半飽,饑餓難忍。我進監獄的時候,正值嚴冬季節,每人發一身棉襖棉褲,一床軍用小被子和一個薄薄的小褥子,夜間凍得發抖,無法睡眠,白天手腳凍得又紅又腫。

  監護人員和衛兵管理很野蠻,我們經常遭受謾罵和拳打腳踢,幾年的監獄生活將不少人折磨成精神病、心臟病或其他不治之癥,有的慘死在獄中。當時鐵道部劉建章同志的夫人劉淑清,利用特殊允許同劉建章見面的機會,了解到獄中的悲慘生活,并據此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申訴信。毛主席間信后做了重要批示,批評了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并將信批給周總理,由總理負責查處。

  總理立即批示:“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當面提出過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的問題,再在年內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毛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并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從那以后,獄中對待我們的態度和待遇都有了改善,也允許家屬兩個月探視一次。1973年后,被關押的許多領導干部,陸續得到了“解放”,這其中周總理起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回顧周總理這些光輝事跡,對于全黨和全國人民,有著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最好教材,也是對周總理的最好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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